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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年间次提到自行车民国时安反光镜

发布时间:2019-06-08 01:29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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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,治理雾霾和绿色出行再度成为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。据络文学了解,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方式之一,也越来越受到青睐,甚至有代表就是骑着自行车上会的。其实,中国曾被称为自行车大国,1995年北京的自行车多达831万辆,居全国各城市之首。那么,北京历史上的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?京城位骑自行车的人是谁?

清同治七年张德彝次提到“自行车”

“自行车”一词出现在我国,不过百余年的历史。早被称为“脚踏车”,而个将其称为“自行车”的是清末人张德彝。

张德彝,又名张德明,满族人,祖籍盛京铁岭(今辽宁铁岭河西蔡牛乡),清初编入汉军镶黄旗。他一生八次出国,在国外度过27个年头。每次出国,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,记录下国外的所见所闻。

清同治七年(1868年),张德彝受清朝廷委派,赴欧洲观光考察。回国后,他撰写的另类文学《欧美环游记》记述了在英国伦敦街头次看到自行车的情形:“前后各一轮,一大一小,大者二寸(应为“尺”),小者寸(尺)半,上坐一人,弦上轮转,足动首摇,其手自按机轴,而前推后曳,左右顾视,甚趣。”此后他又在法国巴黎见到了自行车:“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,西名曰‘威娄希兆达’,造以钢铁,前轮大后轮小,上横一梁。大轮上放横舵,轴藏关键,人坐梁上,两手扶舵,足踏轴端,机动驰行,疾于奔马。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也。出租此车,每一点钟用法方(法郎)若干,另有铁房,为演习乘车之所。”可见,当时自行车在法国巴黎已经很多了,还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业和学习骑车的场所。这是中国“自行车”一词早的文字记载,此后被广泛使用,直至今日。

民国规定骑自行车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

民国初期,自行车在京城街头已时有出现,但只有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以及少数留洋归来的人家才有。自行车被视为一种品,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。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,自行车才成为一种新兴的代步工具普遍出现在北京街头。当时市面儿上的自行车都是西洋货,牌子叫得响的当属英、德两国的“凤头”、“蓝牌”、“钻石”等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以后,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,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大多为日本货(俗称东洋货),的是“富士”、“僧帽”、“铁锚”、“菊花”。相对来说,英国车漂亮、轻巧,而日本车显得笨重,但结实、耐用。当时,在西单、王府井、前门一带还出现了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。

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。男车有横梁,坤车是弯梁,为的是女士穿旗袍、裙子方便上下车。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“讲究”: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,不能打领带。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,底下是西服裤子、皮鞋,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。

民国时期,京城还出现过“玩车一族”,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。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,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。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,一按铃铛把儿,铃声清脆悦耳。那时京城的街巷里大多没有路灯,所以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。到了晚上天黑时,一掰把手,电滚子就和车轮子摩擦生电,骑得越快,那车灯就越亮,可谓是胡同里的一大“亮点”。

为了加强自行车的管理,早在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清朝廷就颁行了《违警律》,其中的第27条规定:“乘自行车不设铃(铃铛)号(牌)者,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,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。”民国十七年(1928年)以后自行车的检验、登记、核发号牌由市公用局管理,并规定:“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,车上应安置手铃,一车不准两人共乘,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,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,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,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,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。”当时巡警的职责之一,就是对自行车进行检查。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法规,被巡警发现后,可随时处罚。

在民国的三十多年里,京城的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。据《北京志·市政卷·道路交通管理志》记载:到1948年,全市有自行车176970辆,成为北京人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。

(文化责编:宋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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